【文：陳日朗】
去年支聯會六四悼念主題，曾用上「愛國愛民」字眼，而廣受輿輪攻訐，乃至收回口號。今年支聯會稱「我們堅決繼續支援愛國民主運動」，口號中，愛國者的身份，已由自身定位，疏遠為支援對像，這自然是以團結各路人士為慮；然而出於愛國愛民的動機而悼念六四，是否確實於理不合，則是另一問題了。筆者以為，只要我們能釐清「愛國」的基本定義[1]，我們確可建立以愛國為由悼念六四的合理論述。筆者不揆淺陋，嘗試擬就此一論述，對中國懷愛而仍對六四慘案在意者可資參考。
（一）愛
筆者試總結愛的基本定義（這裡說的「基本定義」意思是：設詞語「X」的基本定義為P，則（1）當人們說「X」，若他用詞正確，即表達了P；並且（2）當他表達的是P，他用上「X」一詞，即屬正確。然而人說「X」時，自可因應其溝通脈絡，藉以兼而表達P以外的其他意思。）為「為所愛者的緣故而希望所愛者好」。（這與側重怡悅與渴慕的喜歡不同，但大可相容；且本於感情的愛，往往兼含此喜歡之意，可參考後文「按一」。）這個愛的基本定義，包括人們對「愛」的各種用法：例如父母愛子女，或情人相愛，都是冀盼對方好──希望幸福、快樂、成長或進步等美善之事臨於對方身上。這愛固然可以表現於朝朝暮暮式的依戀，也可以是細水長流式的沉潛之愛，不一而足。孔子說：「愛之欲其生」（《論語．顏淵》），著名精神科醫生Scott Peck則定義愛為「為自己或他人心靈成長而擴闊自我（The will to extend one’s self for the purpose of nurturing one’s own or another’s spiritual growth.）」[2]，二者均涉及對所愛者的良好願望；以上述定義，庶可包含。
按一：愛可本於理性
愛可本於感情，亦可本於理性，當然亦可兼有。不少人誤以為愛就是出於情緒，故對「愛國」嗤之以鼻；例如《蘋果日報》資深政論家李怡就曾說：「愛是非理性的，愛是感情。」[3]其實不一定如此。「神愛世人」，正統神學中，神對人的愛正正就是理性愛；基督教義「要愛你們的仇敵」（〈馬太福音〉，5:44），墨家倡議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（《墨子．兼愛》），述及的愛也顯然是理性愛，或至少是本於理性的愛。本文毋須假設「神愛世人」一語有任何實情在，也毋須贊同「要愛你們的仇敵」、「兼相愛」之說，這裡要指出的是，這些說法原則上並非不可解，又或有任何自相矛盾之處，可見理性為主的愛亦符合愛的定義。人與人之間的愛多牽涉理性與感情二者，但不見得有理由依照李怡的說法將理性愛排拒於「愛」的含義之外──諸如一個情緒向來平靜淡薄的嚴父，努力為兒子的成長努力，其對兒子的善念理智而深沉，亦可以是大愛。
按二：愛是為所愛者的緣故
「愛」有一個條件是必須的，那就是：愛所涉及的良好祝願，必然是為了所愛者的緣故。盜匪準備爆竊某宅，當然希望準備行劫的時日裡，宅主突然暴發；但這願望若純出於顧念自身利益，而非為對方緣故，則此良好願望亦不能稱「愛」。又或某甲不幸地被這賊匪綁架，過程中他切盼匪徒頓悟其非，懸崖勒馬，這種冀盼若只出於渴望自己避禍，顯然亦不能算是對這匪徒有愛。這是「愛」定義中的一個條件。
當然，人情複雜，希望對方好，往往動機多重。比方說，賣豬大腸的商人天天努力洗腸，希望食客享用後不至於拉肚子，當中往往就夾雜了對食客的顧念，以及對自身商譽的計算。但只要其動機包括食客健康的良好願望[4]，則其動機亦有愛心存焉。
去年為支聯會「愛國愛民」口號辯解的人士，不少提出一套「唇齒相依」論──「中國內地與香港政治、社會唇齒相依，故須關懷內地情況。」這是傳統愛國志士就愛國的常見辯解。[5]但若細析「愛」的概念，即知中國內地與香港政治、社會情況關係緊密，說不上是愛國的理由。如前分析，「愛」是為著所愛者的緣故，而有若干善念。若只是出於為香港本身政治、社會情況設想，這就與「愛國」沾不上邊了（只可能與自愛有關）；這論述用來呼籲港人關注內地情況，可以；但卻成不了對國人懷愛以至哀悼的理由。
（二）不愛
依上文分析，當有人說他不愛某惡棍（或共產黨徒，或殘民自肥的官員，或某行騙長官……），其意思可以是，他不希望那人好過，倒希望天網恢恢、其人惡有惡報。但如果有人希望該惡棍受惡報之餘，此後改過遷善，而此祝願多少出於盼望其人自身向好，則我們可說他對其人愛惡兼有。此愛與不愛，以上述定義釋之，均見通達。
（三）國
國際法明定「國家」包含土地、人民、政府[6]，我們對此詞的日常用法大致如此，依不同語境，而指涉三者中之不同事物。一個問題是：一國之中，人民與政府，何者是國人主體？依我國傳統思想，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」（《孟子．盡心》）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」（《六韜．文韜．文師》），國人的主體是民，彰彰明甚。復以常理論之，平民為多，為政者寡，而政府的職責在事民，俱見國人之中以人民為主體。
（四）愛國
愛國，即為國家自身緣故，希望國家的土地、人民、政府，整體向好。要注意的是，依上文定義，愛國或愛民，不必意謂喜歡國家所發生的每一件事，或喜歡當中每一個人，而可意謂希望其壞事減少，好事增多，小人減少，善人增多。一如某君說：「我很愛我的公司。」他當然可以很滿意其公司現行制度，喜歡當中每一個同事，但亦可不滿其公司現行制度，且不滿其若干同事；他若為其公司的緣故，切盼其制度改善，切盼當中好員工增多，壞份子減少，以致公司業務終能蒸蒸日上，則他說愛其公司，亦為實情。
依此而論，則縱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現有執政黨，不滿其現有政治、社會制度，甚至不滿普遍國民的素質；但為著中國或國民的緣故，盼望中國的政治與國民各方面情況能夠改善，譬如有公義仁愛的生活，且有美好將來，正是愛國之義。
（五）以中華文化論六四屠殺之非
華夏先哲，於為政多有灼見，乃有歷代盛世；而即在濁世之中，志士仁人仍本其政治理念陳力就列，或犯顏極諫，或扶危濟困。今人可借鏡月旦政事，亦可與源自西方的民主、人權、公義等價值觀參酌比較，去蕪存菁。下文本諸中華文化，陳六四之非。
一、防民之口
為政者須虛懷若谷，有容乃大，廣開言路，察納雅言，才可免所慮偏狹，政令失宜──此傳統政治思想對在上位者的要求。八九年，胡耀邦離世，觸發民眾聚集諫議，為國策進言：「高舉民主科學大旗，把人民從封建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，促進自由、人權、法制建設……實現新聞法，允許民間辦報，鏟除『官倒』，加強廉政建設，重視教育，重視知識科學立國……」若政府當年接納學生若干可行諫言，從善如流，改弦更張，不只有助安撫學生，疏導舉國民怨；長遠而言，難道不是促進政通人和的適宜之舉？
二、殘仁賊義
政府不選擇察納學生建言，疏導民情，而對聚集諫議的善民多所殺傷，可謂殘仁賊義，大失政德。
按：孔子說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」（《論語．公冶長》）孟子亦謂：「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。」（《孟子．離婁》）以此論之，當年香港爆發移民潮，不過情理之內。
三、播惡於民
「君仁，莫不仁。」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眾也。」（《孟子．離婁》）為政者所作所為，垂範國民，對民風善惡影響深遠。嬴秦「少恩而虎狼心」（《史記．秦始皇本紀》），為政嚴酷，民間遂出現鬥牛等暴虐風俗。中共政府多年來為保專權，草菅人命，糞土民權，民間自然發展出重利輕仁的價值觀，流毒所至，信義凌遲，民情險詖，舉國上下，不論政府部門、保安機關，以至最應宅心仁厚的辦學團體、醫療機構，殘人害物但求自肥的新聞層出不窮。
四、港台離心
疆埸之內，要凝聚民心，必先垂示政德。史上秦政苛暴，百姓遂離心離德，以致「始皇帝死而地分」；漢高祖「悉除去秦法」（《史記．高祖本紀》），善待國民，才開創中國四百多年的統一局面。本乎此理，孔子說遠人不服，為政者必須修文德以徠之（《論語．季民》）；倘國土分裂，孟子謂只可由「不嗜殺人者」治下才可回復穩定統一（《孟子．梁惠王》）。土改、文革、六四，多年來種種血腥暴行，致令臺灣人及港人對北京統治心存戒懼，臺獨意識日漸成形；今日香港亦在其一貫專政之下，本土意識日益高漲。
按：香港民主派議員，每逢對內地官員提起六四，均稱平反六四是多數港人願望。此說荏弱無力。蓋人之所願，可重要，可無聊，六四須得平反，又或應對主事者問罪，為的可不是要討好港人！向內地官員面諫，卻又不懂以情理為言，竟將大是大非問題貶為意欲問題，以致屢遭輕易撥耍過去，令人浩歎。
（六）愛國與普世價值是否相容？
人權、公義，值得各地政府與人民重視踐行，屬普世價值，此與愛國之義可並行不悖──這是因為：愛是希望所愛者向好，然而怎樣才算好，其標準言人人殊，乃在「愛」的基本定義以外；價值觀則是判別好壞的標準，可補愛念，使之有具體內容。而推崇普世價值者，自然希望人權、公義等善況見於中國，見於國民，這正是愛國的表現。與普世價值有衝突的，是為己國利益而犧牲他國，如二戰中一些主戰的日人與德人對己國與他國的態度。然此中問題不在愛國，而在於認為愛己國就可犧牲他國利益，在於對他國的人無所關愛。
悼念六四，抗議橫暴，可出於基本的惻隱、是非之心，可出於人權、公義等源自西方的價值，可出於港人自保的本土意識，可出於仇共心態，固然亦可出於愛國。本文嘗試為本於愛國而悼念六四，擬就一個較周詳合理的論述。往後六四，港人仍會抗議與悼念，冀以國家為念者，在理性上仍得有所依循。
[1] 本文定義部分改寫自筆者曾在《輔仁網》發表的〈愛國爭議論點的回顧與檢視──寫於六四激辯之後〉。
[2] M. S. Peck (1978), The Road Less Travelled. New York, Touchstone. P. 81.
[3] 李怡〈守護心智，避免愛國主義侵入〉，載《蘋果日報》2013年5月29日「蘋論」專欄。
[4] 若套用康德(Immanuel Kant)的說法，即此商人不只視食客為工具，亦視其為目的。見Kant, I. (1988),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. New York: Prometheus Books.
[5] 如立法會去年5月29日涂謹申議員就毋忘六四議案回應陳偉業議員的發言。
[6] 見1933年簽訂的蒙特維多公約。
作者簡介：不平則鳴，專發逆言。
原題為：一個以愛國為由悼念六四的論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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